多城解除“禁摩令”，新考题来了

上个月，外卖员陈磊多挣了(le)1000元，主要是因为换了“坐骑”。 今年1月，陈磊所在的信阳市(xìnyángshì)宣布“解禁”摩托车，原有的摩托车行驶范围和(hé)时间限制彻底解除。 政策公布的第二天，陈磊就(jiù)将骑了两年多的电动自行车换成(huànchéng)了摩托车。 图源：信阳政务微信号(xìnhào) 之前，陈磊的日均接单量为30-40单，其电动(diàndòng)自行车续航里程大约50公里，配送日经常要中途回到(huídào)站点充电(chōngdiàn)1-2次，每次大约20分钟，而一次充电就要丢掉2-3单。 陈磊更换摩托车3个月后，感觉配送(pèisòng)体验有了明显改善：摩托车满油续航超过200公里，日均节省(jiéshěng)充电时间40分钟，单程配送距离(jùlí)从5公里范围扩展到8公里，高峰期接单量提升约20%。 在信阳之前，2017年(nián)，西安就率先解除(jiěchú)禁摩令。之后，重庆、济南、青岛、廊坊在内的大批(dàpī)城市开始(kāishǐ)跟进调整摩托车的限制政策。特别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，多个城市集中发布调整措施，出现了一波“摩托车解禁潮”。 赵宏光是西安的一位摩托车(mótuōchē)经销商(jīngxiāoshāng)。在赵宏光看来，摩托车解禁是一场需求和市场的“双向奔赴”。 从事摩托车销售业务20多年来，他不断见证着(zhe)摩托车的一次次技术革新。他认为，政策对于(duìyú)摩托车态度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，是摩托车本身的“蜕变(tuìbiàn)”。 赵宏光解释，80年代的(de)(de)摩托车大多采用鼓式(gǔshì)制动，没有散热(sànrè)设计，制动系统比较原始，紧急制动时车轮极易抱死，导致侧滑、甩尾(shuǎiwěi)甚至翻车事故。而且，车身结构脆弱，防撞性不足，灯光与信号系统也比较简陋，有的车型夜间照明距离(jùlí)甚至不足50米。另外，由于没有尾气处理装置，一氧化碳排放量可以达到现在国IV标准（国家第四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）的15倍(bèi)以上，碳氢化合物超标排放20倍以上。 现今的(de)摩托车ABS防抱死系统得到(dédào)大量应用并(bìng)不断升级迭代(diédài)，车辆的稳定性、可操控性大幅提升，高端摩托车产品开始配备毫米波雷达、高清摄像头等传感器，提供变道辅助、预警驾驶等功能。污染(wūrǎn)排放也得到了控制——目前的摩托车污染已经降至传统燃油车的三分之一，还推出了一些新能源车型。 另一方面，两轮出行一直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(shìchǎngxūqiú)。 赵宏光回忆，2017年“禁摩令”解禁后，短时间内门店(méndiàn)销售数据翻了四五倍，前来(qiánlái)购车的(de)群体也比他想象中的更加(gèngjiā)广泛：除了外卖、快递小哥，还有城市通勤的上班族、乡镇及农村居民、摩托车发烧友、越野运动爱好者等等。 据媒体报道，解禁摩托车后，西安车管所长安分所每天有90辆摩托车挂牌过户，全市摩托车保有量也迎来大幅(dàfú)增长，从2017年11月的14.7万辆(wànliàng)增长至2024年的70万辆。根据西安市交通发展研究院2023年的报告，摩托车分担了约7.2%的短途(duǎntú)通勤需求，使(shǐ)地铁早高峰拥挤度下降5.8个百分点(bǎifēndiǎn)。 在(zài)西安之外，云南摩旅团中60岁以上骑手占比接近四成。四川乡镇的(de)摩托客运专线解决了30万留守(liúshǒu)儿童的探亲问题，黑龙江“摩托上高速”让林区居民的就医时间缩短2小时。 “全国当前使用摩托车的人口(rénkǒu)占比不高，但是摩托车保有总量并不小，以亿辆为单位。”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(fùsuǒzhǎng)杨新苗表示。 “禁摩令”始于80年代，由于当时(dāngshí)摩托车采用的两冲程发动机“黑烟滚滚”污染严重，加上“飞车党”带来的治安问题，1985年，北京宣布“停发(tíngfā)摩托牌照+分区域限行”政策，随后全国200多个(duōgè)城市走向了摩托车管理的严格(yángé)治理。 1997年，郑州停止市区内摩托车注册登记(dēngjì)，2002年武汉停止摩托车新车注册登记，2003年，长沙划定摩托车禁止(jìnzhǐ)行驶的(de)若干道路，2004年，广州跟进实施禁摩令。重重限制之下，我国(wǒguó)摩托车产能下降，退居城郊和乡县。 政策(zhèngcè)松动于2010年之后。随着治安问题在天网工程的(de)普及下得到解决，摩托车的新国标实施后大幅(dàfú)降低了污染，一些新增的产业需求如外卖、送货也受限于电动车的续航等问题，摩托车“回归”迹象初步(chūbù)显露。 在这一阶段，一些(yīxiē)城市开始尝试分区限行、分时段管控。例如广州、深圳实施分区限行，广州推出“开四停四”政策，浙江(zhèjiāng)台州对300cc车型实施早晚高峰限制等等。这些措施，让摩托车(mótuōchē)政策从“全面禁止”走向“精准(jīngzhǔn)管控”。 2017年，西安宣布解除“禁摩令”，成为首个摩托车(mótuōchē)解禁的城市。这一行动(xíngdòng)被不少摩友和媒体(méitǐ)称为“破冰”。截至2025年，全国已有20多个大中城市宣布解禁摩托车。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学院原副院长(yuànzhǎng)马骏表示，摩托车并不是城市负资产，而是可(kě)治理、可共生的交通要素。 禁摩40年来，我国(wǒguó)城市虽避开了燃油摩托车，但长期(chángqī)处于电轻摩(diànqīngmó)（电动、轻量、摩托化）状态，杨新苗介绍，2018年起，我国又进入了深度电摩化，“老百姓对于使用电轻摩化的(de)两轮电动工具的依赖度已经越来越高”。 但是(dànshì)，目前的两轮交通工具管理面临混乱：非机动车道(dào)上有小汽车(xiǎoqìchē)停车挡道，两轮电动车常从非机动车道开到相邻的机动车道上。摩托车用非机动车道抄近路司空见惯。 超标电动自行车早已满足机动车技术条件标准，若按照机动车管理，需要登记上(shàng)牌、购买保险、考取驾照等。大量超标车在(zài)(zài)市场泛滥，以非机动车的名义，游离在机动车管理之外，成为以亿辆为单位(dānwèi)的一个巨大灰色地带。 种种乱象让(ràng)违法成本低、行驶混乱、乱停(tíng)乱放、难管理，成为大众对两轮车的普遍印象。 马骏教授曾经指出(zhǐchū)，解禁摩托车(mótuōchē)时，要采取(cǎiqǔ)分类施策的规范化管理模式，比如推动电动摩托车代替超标电动车，体现两者同步管理的理念。 “除了燃油摩托车(mótuōchē)、两轮电动车之外，我国两轮出行需求的主体(zhǔtǐ)可通过轻量化(qīngliànghuà)两轮交通工具来解决，如人力自行车和轻量化的助力自行车。”杨新苗表示。 他认为，多元化的交通发展，首先是轻量化。第一是让(ràng)带电两轮车轻量化，回归(huíguī)非机动车属性和定位。其次，让助力自行车、助力三轮车、货运助力自行车等工具参与进来(jìnlái)，解决多样化的出行(chūxíng)需求，特别是老年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出行需求。 禁摩令解除意味着摩托车保有量(bǎoyǒuliàng)增加，大量(dàliàng)摩托车出行对交通管理提出了更多要求。 以(yǐ)最先放开的西安为例，它(tā)通过“专用车道+严管无牌车”“专用车道+电子围栏”等办法，以及对高架、隧道等高风险路段禁行或限行措施，实现拥堵指数和涉摩事故同步下降。之后，相关政策逐步细化，包括增设摩托车专用红灯(hóngdēng)等候(děnghòu)区、专用停车位(tíngchēwèi)、AI识别抓拍等等。 因此，摩托车的(de)禁与放，不仅是城市的选择题，同样(tóngyàng)是一道延伸思考题——如何科学评估(pínggū)摩托车对城市整体交通的影响，让交通秩序更高效、交通方式更多元(duōyuán)、交通体验更良好，才是解决交通问题的核心所在。